虚云大师生于1840年，圆寂于1959年。其所处的时代，为中国社会巨变的一百年。佛教作为世谛流布，自然也不能置身于外，内则有“脱离现实人生”之谤，外则有“教产助学”之议，当此时，诚所谓“危急存亡之秋”。佛门弟子但以“救教图存”为己任，于理上，开演出契理契机的复兴佛教运动，此为太虚大师所倡导的“人间佛教”思想；于行上，则有复兴名蓝古刹、重振禅门道风，此即为虚云大师一生心坚行苦、孜孜的菩萨行持。正是虚云大师与太虚大师遥相呼应，最终得以挽佛教狂澜于即倒。

　　近读净慧法师所编《虚云和尚年谱》、《虚云和尚开示录全编》、《虚云和尚诗偈全编》，得以对虚云大师有一全面了解。观《年谱》，可见大师一生悲深行苦，但以“愿行”动于当世，所谓“一笠、一拂、一铲、一背架、一衲随身，进山如此，退院也还如此，一切为了常住，不图自己”（印顺法师语）；观《开示录》，不离禅门智慧，但最终大多以克尽苦功为期许；观《诗偈》，是大师心念的文学化表达。既有“松根聊作枕，睡起自烹茶”的清雅高古的格调，又有“春到花香处处秀，山河大地是如来”的悟透禅关的见道之语，更有“一肩担得千斤重，好将归爨济世饥”的慈悲大愿和担当精神。

　　大师是一“奇僧”。他在鼓山隐居岩洞，多年只冬夏一衲，以野菜充饥，修苦行以励志；他三步一拜，从普陀山一直到五台山，历时三年，成就深心大愿，行人之所难行，忍人之所难忍；他四处参访，行脚天涯，足迹遍及全国，更远至印度、锡兰、缅甸等国；他以佛理折服一方军阀，使佛寺得以留存；他倡导恢复中国禅宗传统农禅并重的风格，以扭转禅门流弊（见《虚云和尚年谱》）。其禅观、苦行、操守，冠绝当世，为世人所推崇，正以其特立独行，回应了当时对佛教的诸多质疑。试想，徒以口舌之辩，安能得此大名，而为社会大众尊仰与钦敬？何能成就在乱世护持佛教的大功德？

　　自古名高者，谤亦随之。五十余年前，胡适曾就大师《年谱》，颇多责难；或有世人，斤斤于大师禅功几许，这些不过是皮相之谈。以大师所处巨变之时代，首当其冲，是重树佛教的风范，这与书生坐而论道之旨趣当然大相径庭。设若纯粹以出离为目的，岂非自了汉？又如何彰显大乘菩萨的伟大胸怀？正所谓“者个如如常不动，清浊原来是道场”，世出世间不离，禅慧不限于禅堂，更在于济世度生的实践。禅门中人对于真谛的领悟但是一如，禅慧与悲行，又何尝有二呢？大师奔波于世事，更注重于慈悲愿行，不过是“问渠何故寻烦恼，担子加肩未敢休”罢了！

　　净慧法师是虚云大师的弟子，首倡生活禅，也是出于深切愿行，积极探索适应时代的佛教形式，这与大师可谓是一脉相承的。他编这三本书，正是为了彰显大师弘扬佛法的慈悲愿行。三本书应该结合在一起比对阅读，读《开示录》，知晓大师禅慧；观《年谱》，知晓大师苦行、操守；读《诗偈》，则直接面对大师的心路，由此对大师的苦心孤诣，也定能明了。

　　大师一生说法度生，所作所为，无一为己，弟子得戒者万余人，乞戒皈依者百十万人，复兴大小梵刹数十所。佛教有菩萨示现之说，大师岂非以其身、其行而阐释佛法深慈大愿者？大师圆寂之前曾对其弟子交代说：“今问我最后语，只有‘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痴’。正念正心，养出大无畏精神，度人度世。”（见《虚云和尚年谱》）可见大师一生之所系念。

　　唯出家人能本色，虚云大师当之无愧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