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我几年来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。早些时候我在翻读净慧法师1993年主编的《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》时，其中有篇文章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写的，说到该所曾写过《中国佛教往何处去》。我很想找来看看，但在少林寺找不到。我突然想到，这事情本身就是问题所在。象这样重要的文章，连我都一时找不到，绝大多数的四众就更不必说了。有人也许会说，这类文章属于学术，属于决策者的事情，普通四众不必知道。但我认为，佛教不是学术，它是一切众生如何做人的普通真理。他们能够接受这个真理，也乐意接受这个真理。我们把佛陀发现的人生真理，真正地交到一切众生的手里，对他们的人生确实有所帮助，我们的努力也算没有白费。否则，我们天天讲普渡众生，而实际上一辈子也渡不了几个，甚至都渡不了一个，那么我们也就空有一颗慈悲心而已。

　　个人看法

　　佛教往何处去?答案很简单：佛教往一切众生中去，即我们天天讲的普渡众生。现在我想把这个问题换成另一个问题：佛教自身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?对目前佛教自身的情况，分如下三点谈谈我个人的看法。

　　一、真理变成了文物

　　我每次进出山门，看到门前立着的那块“少林寺——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牌子，心里就犯嘀咕：佛教是不是也成了重点保护文物了?!如果事实上真是这样，那就是佛教的悲剧。对此要有足够的清醒。比如，保存着佛教正法的《大藏经》正在文物化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《大藏经》已越来越难以被人读懂。《三藏》刚结集时，应该都是当地当时通俗易懂的东西，否则就有违普渡众生的精神，也有违佛陀住世49年传道事迹。有条船自称是渡人的，而船变得连人都爬不上去，这条船怎么渡人呢?我们现学习《大藏经》有着三重困难：印度佛经刚进入中国时，肯定是梵文书写的，但当时离梵文版佛经结集时已有好长时间，相对于当时，梵文版佛经的梵文是古梵文还是当时通行梵文?此其一。其二，梵文翻译成当时汉文，直到形成汉文《大藏经》，历时几百年，更不是成于一人之手。其三，当时通俗易懂的汉文，到了今天又变成了不容易懂的文言文了。由于这三重困难，就把我们与佛陀要交给我们的真理隔得远了。这三重困难，就象三层锈，正在使佛陀要交给我们的真理慢慢变成了文物。我们有时在文物商店或博物馆里看到远古的青铜器，结着一层又一层翡翠色的铜锈，显得古朴庄重，非常好看，但是我们已很难知道古人是怎么使用这些青铜器，以及这些青铜器给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作用。如果要想知道青铜器的本来面目和作用，那就首先消解掉青铜器表面的锈层，了解整个历史的来龙去脉，搞清楚使用青铜器者的日常生活情况。同样道理，我们要想真正能够摸到佛陀交给我们的真理，我们也要做上述的工作。所以，我们切不要让《大藏经》变成“重点保护文物”，变成国宝。变成“重点保护文物”，变成国宝，对于负着把佛陀真理运到我们手中这一重任的《大藏经》来说，决不是好事；对于宣扬佛教真理的最重要场所——寺院来说，同样不是好事。“重点保护”意味着需要保护，变成国宝，意味着越来越少，就象命运令世人关注的可爱的大熊猫一样。我们佛教的使命是保护世界，保护人类，佛教需要更加弘扬光大。寺门前的那块“重点保护文物单位”牌子，对我们来说是警告牌。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等门口，现在就没有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之类牌子。所以，在寺门口立了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后，而佛教尚未被宣告为“重点保护”之前，我们要加倍努力，振兴佛教，把佛陀交到我们手里的真理，化做春雨，滋育人间大地。

　　如何才能真正地把佛教真理接到手里呢?除了读诵经书之外，我认为寺院佛事中，也蕴藏着佛陀所传的真理。但对于佛事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，我们现在做的与现代生活反差很大的佛事活动，如祈福法全之类，应该是佛陀生活时代的日常生活，就象现在开个什么大会，或者运动会的开幕式一样。佛陀生活的时代，相当于孔子生活的时代，相对于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科学时代，可以称作巫术时代。那么，毫无疑问，现在做的佛事里边，包含着很多的巫术成份。当然，我没有说现在科学就好，巫术就不好，实际上，巫术就是巫术时代的科学，科学就是科学时代的巫术。但是，巫术也好，科学也好，尽管与佛陀发现的真理都有关系，但都不是同一事。通过科学能够发现人生真理，通过巫术也能够发现人生真理。佛陀就是通过巫术发现人生真理。巫术也是技术，苦行、禅定、点香拜佛，都是巫术。巫术也曾取得过巨大成就。我们都知道古代有一本书叫《黄帝内经》，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一本人体说明收，比现代科学技术说明书还完整，说实在的，现代科学还没有一本技术说明书与《黄帝内经》相当。我认为，《黄帝内经》就是通过巫术认识人体的成果。至于巫术为什么渐渐衰落了，科学为什么越来越发达，因为这些问题与佛陀发现的真理没有直接关系，这里就不谈了。我在这里只想说明一点，寺院佛事活动，经过几千年保存下来了，仍然是认识佛陀理真理的一个主要途径。科学时代的人一时理解不了它是一回事，而它作为事实曾经发生过作用，而现在仍在发生作用又是一回事。所以我希望大家，是佛门四众，应该认真对待佛事。

　　发现佛陀真理的另一条途径，那就是禅宗的路子。禅宗的祖庭就是我们少林寺。禅宗讲“直指人心”，“明心见性”，“当下成佛”，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从自己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佛陀的真理。佛陀住世时，不念经，也不拜佛，因为无经可念，无佛可拜。佛陀就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人生真理的。所以，也可以说，禅宗就是直接学佛陀本人的，而佛教的其它宗派，则是学佛陀弟子的。我说这话并没有禅宗比其它宗派更高明的意思，而只是说明禅宗与其它宗派的区别。只要能发现佛陀的真理，任何宗派都是一样的，平等的。只要对路了，任何宗派都能发现佛陀真理。我们现在尊达摩为禅宗祖师，实际上，禅宗的真正祖师是佛陀本人。我们之所以尊达摩为禅宗祖师，主要是因为在来中国的印度高僧中，达摩第一个在少林寺向人们展示了佛陀活生生的风范。禅宗“不立文字”，“以心传心”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直截了当认识佛陀真理的道路，并由一字不识的六祖体证了的。我个觉得，在整个佛教史上，禅宗为传承佛陀的真理确实作出了很大贡献，使佛陀的真理，仍然保持着一种新鲜活脱的状态。但另一方面，由于禅宗法只是比较适合于根性较好的人，这对于弘扬佛陀真理亦有很大的限制，它能较好地把佛陀真理传承下来，却很难扩展出去。所以，自达摩祖师在我国开宗以来，禅宗主要地流行于上层知识分子中间，虽然也出现六祖慧能的奇迹。当禅宗与我国古代文人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便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倾向，也可是流弊吧。禅宗法门的重要特征是“不立文字”，但是，我国历代佛教典籍数禅宗最多。每个学禅的文人，都能留下一点学禅文字，似乎很热闹，其实并没有印象中的热闹。并且很多文人，沉迷于禅趣机锋中，禅宗的“不立文字”，反而成了他们的文字游戏，故有“文字禅”、“口头禅”、“野狐禅”等等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国古代文人读书是为了做官的，他们对禅宗感兴趣，很大程度上是把禅宗法门沦为他们官余消遣了。为什么这样说?因为他们学禅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生活趣味，并不化度他人，更不要说化度穷人了。这就是我上面说的不健康倾向。但是，我认为，随着整个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，禅宗将会兴旺发达。禅宗前途与教育有很大关系，西方国家教育水平普遍较高，对我们禅宗情有独钟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在这里，我也顺便指出，禅宗的“不立文字”，带来一种消极影响，就是反教育倾向。禅宗讲“明心见性”，“当下成佛”，表面上直接了当，效率很高，实际上是以牺牲利用语言文字作为有效教育手段为代价的，这个代价很大。我总觉得，我们对“不立文字”有很大的误会。“不立文字”是指无法用文字把佛陀的真理表达出来，但并没有说无法通过文字发现佛陀的真理。六祖的“顿悟”确实是发现佛陀真理的方便法门，但禅宗同样很重视把事情想透，这也是佛教学佛根本大道：正见。对“不立文字”的很大误会，根本原因正是古代文人把禅宗沦为文字游戏的后遗症。我在前面说佛陀真理被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锈，这种误会也是种锈，必须把它铲掉。

　　二、佛教的教

　　佛教之所以成为一种教，它的核心就是教育，教育一切众生。众生通过接受教育，领悟佛陀真理。佛陀本人传教49年，是佛教得以成为一种宗教根本原因。现在我们续佛慧命，振兴佛教，弘扬佛法，接受佛陀真理也好，把佛陀真理再送到四众和一切众生手里也好，都离不开教育这一环节。教育是关键，人才是根本。赵朴初会长在1993年的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上，以及最近在中国佛教协会六届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，多次提到，在我国改革开放、佛教信仰自由等外缘具足的情况下，大力培养合格僧才，加强人才建设，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的头等大事，也是目前我国佛教事业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。如何培养佛教人才，把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，我认为回顾一下佛陀本人如何悟道、如何传道，即如何做学生，又如何做教师的这个过程，能给我们有所启发。

　　佛陀出生于国王家庭，这为佛陀接受良好教育提供了保证。佛陀不仅天性善良，而且天资聪明，从7岁开始学习，到12岁就已掌握了作为当时王族应该掌握的一切学问和技术，即五明、四吠陀。通俗地说，五明是指语文、工艺、医学、伦理、宗教等知识，四吠陀是指养生、祭祖、兵法、符咒等技术。至少可以说，到12岁，即相当于我们现在小学毕业的年龄，却学完了大学课程内容。当然，仅有这些知识和技术，要探求人生真理是远远不够的。佛陀从小有沉思的习惯，但绝不是一个书呆子，当然更不是一个浪荡公子，佛陀非常关心现实生活，并且是从现实生活中探求人生真理。佛经上说，佛陀出游京城四门，对老、病、死等现象及僧人生活感触很深。19岁那年出家修行，先到苦行林和苦行人一起苦行静坐6年。这6年苦行静坐就是巫术活动，相当于现在科学时代到科学实验室待了6年。实际上，佛陀给我们的正确形象应该是：佛陀出生王宫贵族，并不热衷于政治而是着迷于科学研究，探求人生真理。佛陀在30岁悟道成佛，相当于终于获得了科研成果，当然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成果。接下来便是整整49年，风里来雨里去的传教授徒生涯。

　　有人可能会说了，象佛陀这样的人世上有几个?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才出了一个。当然，我并不是用佛陀的标准来衡量所谓合格的僧才。但我们可以从佛陀事迹中找出我们通过努力就能做到的四点。第一，佛陀出生于国王家庭，不用担心吃穿，我们现在做不到人人生在高干家庭，但是有吃有穿还是能保证的。第二，必要的教育。佛陀掌握了当时王族该掌握的知识和技术，我们现在总得要中学毕业吧，懂一点些数、理、化，最好是大学毕业，现在电脑之类流行了，应该也懂一点，目前台湾佛教界做得比较好，很多法师学历都很高，甚至有几位是博士生。第三，发奋自学，潜心探求。佛陀很典型的是自学成才。所以，我们应该要有这种发大心愿，不成佛不罢休的精神，我认为这一条最最重要。第四，49年如一日，四处奔波，不辞劳苦，传教不息。这宝贵的宗风，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身上也能看到。最近，台湾宗达法师来少林寺，也让我感受到这种精进不懈的宗风。几年来，宗达法师为佛教事业，长年在外奔波，非常辛苦，也非常让人感动。我们应该向虚云老和尚、宗达法师这样的作风学习，吃大苦，耐大劳，佛教振兴才有望。成绩是靠脚踏实地做出来的，靠一年又一年的不懈劳动积累起来的。

　　根据以上四条，我首先觉得现在僧人的知识面不够宽，尤其与佛陀当年掌握当时一切知识和技术相比，更显出我们现在僧人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。现在处于科学时代，尽管我们也看电视，用电话，坐汽车，但我们非常忽视科学方面的教育，与科学时代的生活离得比较远，这是僧人教育最致命的地方。佛教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出来，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最根本问题为最高目标的，我们不能远离现实生活，我们现在身处科学时代，自然了也不能远离科学生活，正如六祖所说：“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犹如求兔角。”现在各地办的佛学院也好，僧伽培训班也好，授受知识面太窄，也缺乏佛教应有的积极向上态度。我觉得佛学院完全可以向普通高等学校方向靠，也可以送学僧进普通大专院校学习。具有讲经说法能力，已有修持功夫的僧人，尽量地主动走向社会生活，宣扬佛陀真理。同时，也应该主动采用科学通讯等先进技术，为弘扬佛法服务，寺院也可以考虑培养懂科学技术的人才。聚众讲经说法，只是古代通讯技术不发达的弘法方式。佛教教育现代化，不仅要有现代化的教育设备，还要有具备现代化思想的佛教人才。在这方面，我已做了初步的尝试，1991年，通过中国佛教协会，我把我的弟子延王送到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深造，已经学成回来，现在他独立创作剧本，两年前已有一部作品拍成电视剧，最近又与电影厂签约，拍一部30集的电视连续剧。题材都是取自少林寺，主题也都是弘扬佛法。另一方面的尝试，就是利用少林寺特殊的优越条件，搞武术禅。现在的少林武术已演变成人们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，我想把佛法与体育活动结合起来，在海内外进行佛教文化活动时，通过少林寺武僧团表演少林武术来作为弘扬佛法的手段，其效果和成绩也是喜人的。

　　其次，寺院应该是传播佛陀真理的场所，也就是佛教的教育场所，是学校。不应该把寺院变成纯粹僧人生活起居的地方。僧人在寺院里吃住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在寺院里传播佛陀真理，弘扬佛法。我们从佛教史上第一座寺院摩竭陀国王舍城的竹林精舍来看，最主要的用途就是供佛陀说法。摩竭陀国国王听说佛陀悟道成佛后，就把佛陀迎进首都王舍城，国王为了便于佛陀在他的国家说法，便为他造了竹林精舍。我国的第一座寺院洛阳白马寺的建造，性质也是差不多的。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(公元68年)，汉明帝派遣18人出使西域求佛法，他们回来时，请了两位印度高僧，用白马载回不少佛经佛像。为了便于两位高僧把佛经翻译成汉文，于是便造了白马寺，以“白马”命名，以表白马载经之功。东汉时，绝大部分佛经都是在白马寺翻译的。译经是讲经说法第一步，是弘扬佛法的前提。实际上，所有的寺院都是为弘扬佛法而兴建的。我们应该发挥寺院应有的作用。在寺院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，是佛教教育的主体，而佛学院、僧伽培训之类，只是很狭义的佛教教育。当然，这狭义的佛教教育也很重要，是广义的佛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三、法轮常转法门常新

　　更多是靠嘴巴、靠身体，现身说法，学生怎么记住教师所讲的这么多东西呢?只好把教师讲的这些东西编成顺口溜、口决，押韵、能唱的就更好，我估计我们的唱经就是这样形成的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笔纸随处可找，佛经可以几万几万本地印好，发出去；又有录音机，直接把法师的讲经说法录下来，可以反复地听；又有电话，在中国的法师，可以直接给远在地球那一边的美国信徒开示；通过电视，同时给世界各地的信众说法。从这些例子，可以看到从古代到现代变化很大。那些不大会改变的东西，如我们要吃要穿要睡，人生充满烦恼和痛苦，等等；而佛陀所发现的人生真理，更不会改变。我们说法轮常转就是说佛陀的真理永远不会改变，永远传承下去。为了使真理最大限度地传到一切众生手中，佛陀创造了四万八千法门。这么多法门，是佛陀根据当时的生活条件，生活习惯，并根据众生的各种根性，设立创造的。目的只有一个，使众生领悟人生真理。这是根本原则。法门只是方便，是手段，好比船，渡了河，船就是次要的。佛陀曾告诫我们：渡了河，不要背着船在岸上走。

　　我认为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生活条件的改变，带来了生活习惯的改变。在佛陀当年创造的这么多法门中，有的法门仍然不变，而有的法门则发生了变化，甚至还由于新的生活条件、生活习惯带来了新的问题，要求我们创造新的法门。仍然不变的法门，比如：八正道、四念处、四正勤、菩萨道等，因为这些法门都很基本，不大会改变的。有些发生变化的法门，比如，盘腿坐修定，古人平时就习惯盘腿而坐，所以盘腿修定是很自然的，而现在人们已不大习惯盘腿坐了，再要求盘腿修定，就不大自然了，就可以允许他们按舒适的坐姿坐好，腰挺直，呼吸舒畅就好，当然，有人愿意盘腿修定就随他习惯。还有念咒，咒实际上是很古老的梵音，已成文物，恐怕连现在的印度人也无法直接接听懂。根据现实生活，创造新法门，是我们禅宗的优良传统，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禅宗传入我国以后，历代祖师和禅师，根据我国的特殊条件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法门，六祖的“直指人心”，德山棒，临济喝，“饥来吃饭，困来睡觉”，参话头，农禅结合，等等，我们都很熟悉。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，古代从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现在发生了。多种资源的开采利用，森林的过度采伐，导致地球环境趋向恶劣，越来越多的生命种类趋向灭绝；人类还发明了一下子炸死成千上万人，甚至毁灭整个城市的核武器；吸毒、艾滋病、难民灾民、世界大战，等等，这些问题，在佛陀时代不会出现，佛陀也就没有为此立法门，在六祖时代、临济时代也不会出现，我们的六祖和临济大师也不会想到为此设立法门。我们时代的问题，只有通过我们去解决。我们佛门弟子以拯救众生为使命，保护地球，改善环境，一切众生有安居乐业的住所；加强各国各地区人民友谊，增进理解，制止战争，让世界和平，使一切众生免除每日担惊受怕之苦。我们通过建立慈善定利机构，开展慈善福利事业，帮助吸毒者戒毒，向艾滋病患者伸出同情之手，救济难民灾民，等等，使他们过上正常幸福的生活。如何设立新法门呢?我认为，只要把佛陀的真理贯彻到现实生活中，那便是新法门，只有把佛陀的真理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，才会法轮常转，法门常新。比如，我们组织佛教文化访问团，到海内外进行交流，就会增进友情和理解，促进世界和平，那么组团访问便是新法门。比如，1993年4月，我带少林寺武僧团去澳门为“希望工程”慈善义演，那么义演就是新法门。又比如，为了贯彻佛教的慈悲救人的精神，为社会上贫、病、伤、残以及孤寡老人提供资助，为社会和个人救灾救难，经有关部门批准，我们创立了“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”，那么，“慈善福利基金会”便是新法门了。当然，法门无边，我通过举几个例子，说明根据现实生活的新问题，设立新法门，一方面是弘扬佛法，传播佛陀真理，另一方面，也是目前振兴佛教的有力措施。

　　在任何一个时代，佛教要想兴旺发达，除了政府支持以外，佛教必须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，就象大树扎根于大地，否则，就会枯竭。佛教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具体表现，就是丰富多彩、常用常新的足以适应当时众多根性的一切众生的法门。法门不是越新越好，也不是越旧越好，能用来有效渡众生的法门就是好法门。所以，佛教既不是时髦，越新奇越有生命力，但佛教也不是老字号店铺，越老生意越好。佛教永活是活着的人生真理，哪里有活人，哪里就应该有佛教。